晚上吃饭,我没胃口,吃了几口就放下了。
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春兰的脸,想起她说的话,想起她站在那片杂草前面的背影。
她去哪儿了?
她能去哪儿?
她一个人,没读过书,没出过远门,能去哪儿?
第六天,我请了假。
我去镇上派出所,问有没有一个叫周春兰的女人报案或者找过。人家查了半天,说没有。
我去车站,问卖票的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人,四十来岁,瘦,背着包袱。卖票的说每天那么多人,记不清。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自己很傻。
她要走,怎么会让我找到?
我回到村里,去了那片空地。杂草还是那么高,风一吹,刷刷响。我站在那儿,看着那片地,心里忽然有个念头。
她会不会……
我不敢往下想。
往回走的时候,碰见老陈头。
“找着没?”他问。
我摇头。
他叹了口气:“别找了。她要走,肯定是想好了的。”
我点点头,往回走。
走到春兰家门口,我停下来。门还开着,里头空空的。我进去,站了一会儿,看见墙角有个东西。
是个包袱。
我拿起来看,里头是几件旧衣服,一双皮鞋,一件棉袄。都是新的,没穿过。
建国给她买的。
她没带走。
我抱着那个包袱,站在空荡荡的屋里,忽然哭了。
第七天,建国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可能是村里人打电话给他的。我下班回来,就看见他家门口围了一堆人。
我挤进去,看见建国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张黄的信纸。
他抬起头,看见我。
“田会计,”他说,“你知道她在哪儿?”
我摇头。
他看着那张纸,手在抖。
“二十年了,”他说,“我写了这张纸,她藏了二十年。”
旁边的人都在议论,说什么的都有。建国没理他们,只是看着那张纸。
“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一直不懂。”
“什么话?”
他抬起头,看着我。
“她说,等我想好了,就告诉你。我问她告诉我什么,她不说。”
我站在那儿,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说过,等他准备好。
等他准备好知道她是谁。
可是他还没准备好,她就走了。
建国把那封信叠好,揣进口袋里,转身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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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哪儿?”有人问。
他没回头。
我追上去,拉住他。
“你别找了,”我说,“她说,别找她。”
建国停下来,看着我。
“她跟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