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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民族融合（第1页）

合作社的公共食堂是开春后开的，开在河套灌区第三定居点的正中心。房子是砖木结构，比一般的民居大出一圈，墙上开了六个大窗户，窗上嵌着玻璃，太阳一照满屋亮堂堂的。屋里没有单桌，只有三条长案，案面是河套自己产的榆木刨的，没上漆，木头纹理干干净净。厨房是开放式的，灶台砌在屋子最里头，两口大铁锅嵌在灶眼里，旁边立着一台手摇鼓风机，是铁匠铺用报废的蒸汽机零件改的。

食堂开张那天，定居点里的人几乎全来了。不是因为有什么仪式，是因为食堂的菜是合作社补贴的，凭社员证，一顿饭只收半张最低面额的劳动券，管饱。菜式不多——土豆炖羊肉、燕麦糊糊、腌沙葱，主食是白面馍。白面馍在草原上的地位，老牧民们有一句话来形容：“以前那颜过寿才蒸一屉。”

汉族来的技术员小陈坐在长案的最左边，面前摆着一碗羊肉炖土豆。他是从江南援边过来的，在河套农业处做水利测量，来草原半年了，蒙语能听懂一半，党项语能说三句——你好、谢谢、吃饭。他吃不惯羊肉，嫌膻。在江南的时候他吃鱼虾长大的，羊肉对他来说不是主食，是北方人嘴里一种遥远而粗犷的传说。他端起碗，犹豫了一下，用筷子夹了一块羊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眉头皱了起来。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党项族的妇人，就是当年在归化接待站失去了孩子的那个女人，现在定居点的年轻媳妇都管她叫“大婶”。她的党项名字很长，合作社登记册上写的是“嵬名氏”，汉族同志念不顺，干脆叫她大婶。大婶看着小陈皱眉头的样子，笑了一声。她没有用筷子——她面前放着一把木勺和一双筷子，但她喝汤还是习惯用木勺，吃馍还是习惯用手掰。她从自己碗里夹了一撮腌沙葱放进小陈碗里，用生硬的汉语说：“就这个吃，不膻。”小陈将信将疑地夹了一筷子沙葱，和羊肉一起嚼，嚼了两下，眉头忽然展开了。“好吃！”他用汉语说，然后又用刚学会的党项语补了一句，“好吃。”

大婶旁边坐着的是农业处的蒙族女技术员，她正在教合作社的汉族会计喝奶茶。奶茶是食堂的标配，装在一口大铜壶里，谁喝谁倒。会计喝了一口就放下了，小声说：“咸的。”女技术员没生气，从自己碗里夹了一块奶皮子放进会计的茶碗里，搅了搅，说：“你再尝。”会计尝了一口，想了想，又尝了一口，然后端着茶碗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他的笔记本是合作社的，牛皮纸封面，上面用汉字和蒙文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奶茶要加奶皮子才好喝。这件事没有人教过我。”

食堂的厨房里，大师傅也在做实验。大师傅是克烈部的蒙族人，给王汗烤过羊背，也给根据地的民兵做过大锅饭。他手里有一口铁锅，铁锅是根据地自己产的，锅底厚薄均匀，传热比他以前用过的任何锅都快。他正在炒一个他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菜——用党项人腌的酸菜，炒河套新打的小麦面粉做的面疙瘩，加了河西的青盐和根据地产的辣椒粉，最后还浇了一勺江南传送来的酱油膏。他炒完之后自己先尝了一口，愣了。然后把勺子递给旁边的汉族帮厨，帮厨尝了一口，也愣了。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最后帮厨先开口：“这算哪里的菜？”大师傅想了半天，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拍，说了一句话：“算根据地的菜。”

食堂外面的合作社门口，一个蒙族铁匠正在和一位汉族木匠合作做一件事。他们在修理一台手摇缝纫机。缝纫机的核心部件是江南产的，木台面是汉族木匠做的，踏板连杆是蒙族铁匠打的。铁匠蹲在地上，用锉刀修连杆的接头，木匠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量尺和铅笔，在木台面上重新标记螺孔位置。两个人语言不通——铁匠的汉语仅限于“螺丝”“扳手”“好了没有”，木匠的蒙语仅限于“喝茶”“吃饭”“明天再来”。但他们干活的时候几乎不说话：铁匠把修好的连杆递过去，木匠接过来往螺孔上一对，差了半寸，摇一摇头，铁匠就拿回去再锉；下一次递过去，正好了，木匠就点一点头，铁匠就用满是老茧的手指把螺丝拧紧。整个过程安静得像一场排练过无数次的默剧。

缝纫机修好之后，铁匠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铁屑，忽然从工具袋里掏出一块皮子，递给木匠。皮子是党项硝皮匠用新工艺鞣制的羊皮，软得像棉布，毛色雪白。他说了一句蒙语，旁边的人翻译给木匠听：“他说，给你老婆做个手套。河套冬天冷，你们汉人的棉手套不挡风。”木匠接过皮子，低头看了半天，然后抬起头，用刚学会的蒙语说了两个字。这两个字他在合作社的夜校里练了一个多月，是专门为了这一天准备的。他说的是：“谢了。”

冬天真正到来之后，定居点里迎来了第一场大雪。雪下了三天，把整个河套盖成了白茫茫一片。第四天放晴，合作社门口的广场上堆起了雪人。雪人不是一个人堆的，是一群孩子一起堆的——蒙族孩子教党项族孩子怎么把雪拍实，汉族孩子从食堂后厨偷了一根胡萝卜做了鼻子，又从合作社的废布筐里捡了两块红布头做了帽子和围巾。雪人的帽子歪戴着，鼻子有点歪，围巾在风里飘，看起来不像雪人，倒像个喝醉了酒的哨兵。孩子们围着它又笑又跳，用三种语言给它取名字——蒙族孩子叫它“白老汉”，党项族孩子叫它“雪爷爷”，汉族孩子叫它“老雪头”。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领头的那个蒙族女孩拍板说：“叫三个名字都行。反正它是咱们一起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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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封路的时候，定居点的年轻人没有闲着。根据地的冬季军装换装计划正好赶在这个时候落实。新的冬季军装是合作社被服厂今年刚出的第一批货，设计图纸是张楚岚亲自审过的。样式是党项人的传统羊皮袄——长到膝盖，毛朝里，板朝外，领口翻出一圈雪白的羊毛。但剪裁不再是党项旧式的直筒宽袖，而是按汉地军装的立体剪裁收了腰、收了袖口，腰上加了皮带扣，肩膀上缝了肩章袢。党项老皮匠第一次看到图纸的时候愣了很久，他做了一辈子羊皮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觉得这不像党项衣裳，但也不像汉人衣裳。想了半天，他对被服厂的厂长说了一句话：“这是新衣裳。”

换装那天，定居点的民兵排穿着新式冬装在广场上列队。风从贺兰山的方向刮过来，裹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但民兵们站得笔直。队伍里有一个汉族的年轻人，是从江南来的，以前是纺织厂的学徒工；还有一个党项族的年轻人，是去年从西夏跑过来的，以前给贵族放过马。他们穿着同样的羊皮袄，扎着同样的皮带，领口翻出同样雪白的羊毛，站在同一面红旗下。没有人问他们从前是谁，也没有人问他们从前是哪个部落的。

在合作社的夜校里，小林教员正在准备今晚的识字课。她翻开新编的《草原识字课本》第三版，看了一下扉页上印着的修订说明。修订说明里列了一长串新增词汇，其中有一半是蒙语和党项语的音译词——合作社、那达慕、青稞酒、酥油、冬窝子、安答。这些词在三年前还从未在任何汉文教材里出现过，现在它们被正式收录进了根据地的官方识字课本，每个词旁边都注了蒙文、党项文和汉文三种写法。一个汉族学员指着课本上的一个新词问小林教员，小林教员看了看那三个字，忽然笑了一下。这个词是她来到草原之后才学会的，她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它的意思——不是理解它的定义，是理解它的分量。这个词叫“安答”。她用蒙语说了一遍，又用汉语说了一遍：“就是兄弟。没有血缘的兄弟。”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但河套定居点的每一个食堂都开着门，每一间夜校都亮着灯，每一台缝纫机都在嗡嗡地转。从江南来的技术员学会了喝奶茶，从草原上长大的蒙族铁匠学会了看图纸，从西夏翻山越岭跑过来的党项皮匠在缝一件他从没见过的羊皮袄。他们说的语言还不一样，做的饭菜还不一样，过年的习俗还不一样。但他们吃的是同一口锅里的土豆炖羊肉，穿的是同一种新式冬装，认的是同一本识字课本上的头三个字。没有人知道一百年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但那个汉族老裁缝在被服厂的车间里挂了一副对联，对联的字是合作社夜校里字写得最好的一个党项族学员写的。上联是：江南钢草原炭炼成新铁。下联是：党项皮汉地剪裁出新衣。横批只有四个字，不大，但每个字都有巴掌大，写在车间的门梁上。他后来对来取货的民兵排长说：“我做了四十年衣裳，以前只给人量尺寸。现在，我给一个没见过的东西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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