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無價值，題材有禁區

今年（1992年）的春節晚會不理想，尤其相聲，簡直潰不成軍。

演員都是一流的：姜昆，唐傑忠，侯耀文，石富寬，牛群，馮鞏，李金斗，陳湧泉……說句大話，都是往臺上一站就能把觀眾逗樂的主兒。

今年怪了，樂的少，罵的多，看完一撇嘴：什麼呀！

就連耀文的二哥耀華（在《編輯部的故事》中飾餘德利）也對我說：“兄弟，你們今年那相聲不行，我們老三那也不行，那誰他們那個更甭提……也就建華他們那《論捧》，好歹還算整活兒。”敢情我們的相聲連個完整的段子都算不上呀！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問題出在哪兒了？

創作。沒有一流的節目，再好的演員也白搭。

要說春節晚會不重視創作，那的確是冤枉。我參加過六屆春節晚會的創作工作，每次都是過了國慶就進入情況，過了元旦就進入劇組，一直修改到大年三十下午——開播前的最後一刻。在此期間各級領導關懷指導，劇組編匯出謀劃策，同行互相幫助，演員隨排隨改，還有熱情的觀眾不時來信來電錶達他們的鼓勵與期待……就這麼折騰三四個月，連個好相聲都寫不出來？那也實在說不過去了！

這六年來，我和姜昆為春節晚會寫了六段相聲，自1987年開始依次是：《虎口遐想》《電梯奇遇》《捕風捉影》《學唱歌》《著急》和今年的《美麗暢想曲》。

從觀眾的反映來看，《虎口遐想》最受歡迎，其次是《學唱歌》（曾被評為當年最受觀眾喜愛的晚會節目），《電梯奇遇》和《著急》也還不錯，比較有非議的就是《捕風捉影》和《美麗暢想曲》了。

透過近年來在春節晚會上演出的相聲作品，包括我和姜昆的作品在內，可以大致看出當前相聲創作（特別是為電視臺大型文藝晚會而進行的相聲創作）中的一些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關係到相聲今後的發展，關係到這一民族傳統藝術能否放射出更加燦爛的光彩而不至於斷送在我們手中，所以很有探討的必要。

首先，我們是否對文藝作品賦予太重的責任？可以興邦，可以安民，可以團結教育，可以打擊消滅……我不否認在歷史上曾有一些文藝作品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比如《湯姆叔叔小屋》就推動過美國的南北戰爭，比如《撒旦的詩篇》就曾震動過整個阿拉伯世界，比如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時期，比如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但那畢竟離不開特定的時代和特定的環境，畢竟還不能算作普遍的藝術規律，若要求所有的文藝作品都有偌大的作用，就有些強人所難了。文藝就是文藝，不能被別的東西所代替，也不能代替別的東西。說到曲藝、相聲，受其篇幅、形式的限制，其作用比起其他文藝作品來可能還要更小一些。

一位相當級別的負責同志曾指出：“曲藝是一種群眾性的文化娛樂，人們在勞動之後，喜歡聽一些輕鬆愉快的東西。”假如我們老老實實地尊重相聲自身的特點和規律，老老實實地把群眾性、通俗性、娛樂性擺到應有的位置，那麼春節晚會上的相聲恐怕會比現在更好一些。

如今，雖然沒有人要求相聲發揮偌大的好作用，但總有人擔心相聲發揮出偌大的壞作用。說實話，近年來反響最大的相聲作品，或許就是我和姜昆創作的那段《特大新聞》（即天安門廣場改農貿市場）了。其實這個段子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在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人們的某種社會心態，其中提到的一些社會問題也是當今中國從上到下公認存在的，只是各自都有一套自己認為最理想的解決辦法而已。這段在1989年元旦播出的相聲和其他任何事情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可是往往有人不這樣認為，總擔心文藝作品（尤其是諷刺揭露型的，例如相聲）會引起什麼大的麻煩，杞人憂天，提心吊膽，怎麼能出好相聲？

這就涉及相聲創作的題材問題。“題材無禁區”，這當然是對的，但這是就文藝創作的整體而言，具體到某一藝術門類，往往是有禁區的。比如音樂、舞蹈就很難擔負起諷刺批判的重任，這類題材就是它們的禁區。有一首歌叫《跟著感覺走》，人們要批判它只能寫文章（包括寫相聲、寫諷刺詩、畫漫畫），但絕不能另寫一首歌來批判它，如果一定要寫，只能寫一首像去年春節晚會上播出的《跟著太陽走》，從歌頌入手，從倡匯入手，從正面教育入手。這種題材的禁區並非人為劃定，而是藝術規律使然。具體到相聲創作的題材，禁區也很多，一切悲劇題材，一切正劇題材，都在禁區之內。相聲的題材只能是喜劇題材，喜劇是將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超出這個範圍以外的東西是它所無力承擔的——《古蘭經》有云：“不要讓我們承擔我們所無力承擔的擔子吧！”

在歷年的春節晚會上，相聲都是最受觀眾歡迎，也是最難搞的藝術品種。春節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節日，春節晚會的基調一般都是團結、奮進、歡快、向上——雖然歷年的提法略有出入，但大致如此。這種基調本身無可非議，而且對音樂舞蹈更為適宜，載歌載舞，喜迎新春嘛！相聲就難了，雖然也可以沾個“歡快”的邊兒，但畢竟是諷刺藝術，諷刺到你頭上你還能“歡快”嗎？

就以1989年春節晚會為例，我準備了三段相聲：姜昆唐傑忠的《特大新聞》，牛群馮鞏的《小偷公司》，笑林李國盛的《海島遇難》。這三段作品經過演員的二度創作和排練試演都達到相當的水平，但最終一個也沒有上去。其中《特大新聞》是我和姜昆經過再三考慮，認為在春節晚會上播出的希望十分渺茫而主動給了元旦晚會，後來趕寫《捕風捉影》則是倉促之作了。《小偷公司》在彩排時曾被認為是當年晚會上最好的相聲，因為主題比較尖銳，幾經反覆，最後還是被拿下。《海島遇難》的下馬還有其他原因，但也與諷刺揭露有一定關係。

後來牛群馮鞏演的是《生日祝辭》，拿老太太開心找樂；笑林李國盛演的是《別擠了》，連說帶唱地宣傳計劃生育。主題倒都是健康向上，但恐怕沒給觀眾留下什麼深刻印象。一年後《小偷公司》在《綜藝大觀》欄目播出，觀眾的反響十分熱烈；同時又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獲得了該刊的優秀作品獎——這至少說明它在政治上沒什麼大問題吧？

如此說來，相聲創作還要不要體現“時代的主旋律”了？當然要。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就會發現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每個時代的文藝也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不管作家本人自覺不自覺，願意不願意，他的作品都不可能超越他的時代，都只能是構成這個時代文藝旋律的音符，無數位作家，無數篇作品加在一起，就構成了這個時代的文藝的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是透過長期的藝術實踐自然形成的，而並非是由什麼人登高一呼就立刻出現的。況且，除了主旋律之外還有副旋律，還有次旋律，還有別的五音六律，否則還叫什麼音樂？就算文藝的主旋律主要是正面歌頌我們的時代，絕大多數相聲作品由於其諷刺揭露的功能而無法劃入這主旋律的音符之中，那它們也仍然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正如前引那位負責同志所說：“揭露反面的錯誤的東西，可以起到和正面教育一樣的作用。”

在今年的春節晚會上，我和姜昆也準備了好幾段相聲，其中有一篇《怪圈》是在去年全國相聲大賽中經十幾位專家無記名投票獲得創作一等獎的，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藝術質量也是不錯的。但晚會有些同志出於好意提醒我們：你們連續五年的作品都是諷刺揭露型的，今年還一定要上這樣的作品嗎？應當承認這種提醒是有道理的，這幾年社會上對我們的創作也有一些議論，我們又遠沒有達到“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那樣的超凡境界，幾經反覆之後，在晚會直播前的一個星期，決定改上《美麗暢想曲》。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這樣倉促上陣，節目的質量當然是很難保證的。

有人問我：你們這段相聲到底是寫什麼的？說真的，現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原來是想說明人在追求完美的同時不能失去真實、失去自我、失去本來面目，現在這層意思倒也還有，只是被大大地衝淡了。追求美總是正當的，應當正面提一提嘛！整容事業在我國剛剛起步，恐怕不能成為諷刺物件吧？假如有些同志整容沒有做好，留下了缺陷，我們在過年的時候用這段相聲去刺激他們是否合適？

——你能說這些提醒是不必要的嗎？年初見到美學家王朝聞先生，談起《編輯部的故事》，他說：有一集寫了一個不好的小保姆，還要陪襯一個好的小保姆，可見作者用心良苦啊！他老先生不知道我們寫相聲的用心比這還要良苦得多，非把一段鋒芒畢露的相聲磨得八面玲瓏不可。

當然，文責自負。我們的相聲創作無論成功與否，主要責任都在我們自己，不能推給外界。這裡，我還想為中央電視臺的同志們說幾句話。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領導同志都是文藝的內行，也是作者、演員的好朋友，只是春節晚會的擔子太重了，觀眾的期望值太高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太大了，他們不得不謹慎小心才行。上述使我們困惑的問題，也正是他們所困惑的，這些年來，我們就是這樣在困惑中摸索著一起前進。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從這困惑中掙脫呢？

什麼時候，相聲才能從這困惑中掙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