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豎是騙，為何不騙人笑？

《揚子晚報》的鞠健夫同志來北京採訪我，親不親，故鄉人。又聽他說起家鄉人民對我寫的相聲作品都很熟悉，心裡覺得特別高興。

我生在北京，老家在江蘇省的南通市。十七歲的時候第一次回老家，看著那深宅大院，那古舊潮溼的老屋，心裡總有一種灰暗陰冷的感覺。幸虧那時我十三歲的小表妹（她現在剛剛做了母親）總陪我到野外去玩，我們一起折下嫩綠的柳枝，在草地上奔跑嬉鬧，這才覺得稍稍明亮溫暖了一些。後來讀唐詩，“今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鄉情”，總覺得好像是專門為我寫的，即文化人所謂“勾起了悠悠鄉情”之類。

如今涉足文藝界，雖不敢說家學淵源，但也事出有因。我家祖輩雖說是經商的——聽說是又開錢莊又開當鋪，總而言之是千方百計地盤剝勞動人民——但也出過幾個文藝愛好者，在大院裡辦了個“小小劇社”，後來馳名中外的大藝術家趙丹、顧爾已當時都是這個劇社的成員。現在老家親戚中搞文藝的也不少，比如上海的導演梁廷鐸，南京的作家顧爾鐔，都算是跟我爺爺一輩兒的，不提也罷。

還有寫評論的顧小虎，拍電影的顧永菲，論輩分我也該叫聲“叔叔”、“姑姑”什麼的，好在小虎和我是好朋友，於是就改稱“小虎兄”了（當著他爸爸可是不敢）。

我的事業也是在家鄉起步的。我的第一篇小說就發表在南京的《青春》雜誌上，題目叫《中學時代的朋友》，那年我二十歲，正在北大讀書。那篇小說與相聲一點兒也不沾邊兒，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純情小說，高曉聲曾撰文說它“別具一格”，能使人產生許多“美好的回憶”——這當然是他那個年紀的人說的話，我們當時可確確實實地正在“美好”之中呢！小說發表後獲得了首屆“青春文學獎”，我還收到了好多讀者來信，大部分是當年的“純情少女”寫的。算來她們現在也是三十歲的人了，如果和丈夫、孩子一塊兒讀這篇文章，大約也只能剩下“美好的回憶”了吧？

後來《青春》又發過我的《大荒山紀實》《決戰前夕》《家庭會議》等作品，可就有點“幽默”的意思了。我開始寫相聲以後就告別了小說，告別之作也是在《青春》上發表的，題目叫作《大海邊有一個小姑娘》，先別說內容，單看這題目，你就知道該有多麼的“純情”啦！

我改行寫相聲是因為我喜歡相聲的幽默。生活已很沉重，活著也不輕鬆，如果閒暇時欣賞的文藝作品還是那麼沉甸甸的，豈不太累了？先不說那些感人肺腑、令人深思、發人猛醒的傳世之作，就說“純情”吧，大多也是要騙騙女孩的眼淚的。人家女孩活得也不容易，若長得稍差些，難免自怨自蹉，自暴自棄；若生得稍好些，又難免同班的男生、鄰居的男孩，乃至電影院裡偶遇的陌生男青年的苦苦追求，真是一肚子苦水沒處說，平日裡還要裝出天真爛漫的樣子來，你說難不難？橫豎是騙她，你幹嗎非騙她哭，不騙她笑呢？

不過，寫相聲本身卻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忘了是老舍還是哪位大作家說過，相聲是所有文學體裁中最難寫的一種。難寫是一方面，寫完了，要想把它在舞臺上演出來，在電視裡播出來，更是難上加難——不提也罷。

本來想隨便聊幾句的，沒想到“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一寫就是好幾千字，也不知道人家《揚子晚報》給不給登，也不知道是節前登還是節後登——若是節前，就算我給家鄉的讀者拜個早年；若是節後，就算拜個晚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