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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照孤城六1004（第3页）

杜明章没说话。他给她找了本成人高考教材，扉页上写了八个字：“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李秀英接过书，眼眶红了。她没说什么，鞠躬，转身走了。

四月，夜校报名人数翻倍。李经理来找杜明章：“杜老师，司法局说咱们这个‘劳动者权益保护’班是全市示范，下个月要开现场会。您能准备个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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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什么？”

“就讲您为什么坚持办这个班。”

杜明章想了很久。他不是演说家，一辈子只会站在黑板前说话。但有些话，说了三十年，也该换个地方说了。

“行。”他说，“我讲。”

现场会那天来了很多人。司法局、教育局、工会、电视台。杜明章穿着那件洗得白的旧西装——年买的，陈玉芬说第一次穿去学校，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陌生的面孔。灯光很亮，刺得他眯起眼睛。

“我不是什么模范，”他开口，“我就是个退休老师。”

台下安静。

“三十八年前，我来广州教书。那时候想，当老师就是教学生认字、算数、写作文。后来现不是。当老师，是教学生怎么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他讲陈实，讲李秀英，讲那些夜校教室里埋头写字的人。他们白天送外卖、扫大街、端盘子，晚上来这里学知识、学法律、学怎么不被欺负。

“有人问我，都快七十了，还折腾什么？”杜明章顿了顿，“我不知道。可能一辈子教书，习惯了。学生有事，老师不能不管。”

台下有人鼓掌。杜明章没听见，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继续说：

“我教过最好的学生，不是考上名牌大学那些，是那些被生活打倒过、又爬起来的人。他们让我知道，教育不是给人贴金，是给人壮胆——壮了胆，才有勇气面对这辈子的难。”

掌声持续了很久。

散会后，李秀英等在门口。她穿着保洁制服，头整齐地别在耳后，手里拿着那本翻旧了的教材。

“杜老师，我考上了。”她递过一张录取通知书，是老年大学的管理专业，“以后不做保洁了，想去社区工作。”

杜明章看着通知书，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他说：“好，好。”

李秀英哭了。三十年前她是个作文写得很长的女孩，三十年后她是个拿着录取通知书流泪的中年女人。中间隔了婚姻、生育、离异、漂泊，隔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夜。

但路还在走，书还在读。这就够了。

第二十五章账单

五月，陈玉芬的病情加重了。

起初是气喘，走两层楼梯要歇三次。后来是浮肿，脚踝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起来。杜明章带她去复查，医生看着新的检查单，眉头皱成川字。

“杜老师，您爱人的心脏功能下降了。建议住院系统治疗，调整用药方案。”

“住多久？”

“至少两周，看情况。”

“费用呢？”

医生没直接回答，开了张住院通知单。单子上的预估费用栏是空的，但杜明章知道，那是个无底洞。

他第一次没有立刻答应住院。不是不想治，是账本上的数字不允许。

“先开药，回家调理。”他说。

“杜老师，回家调理效果有限……”

“我明白。”杜明章声音很低，“让我想想。”

回家路上，陈玉芬靠在他肩上，睡着了。公交摇晃，她的头一点一点往下滑，他用手托住。窗外是广州的黄昏，晚霞把天空烧成一块巨大的红烧云，美得像假的。

他想，年轻时他们说退休了就去旅行，走遍中国，看遍风景。现在风景就在窗外，她累得睁不开眼。

晚上，杜明章翻出通讯录，找到林静的名字。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最终没有按下去。已经欠她一万了，不能再欠。

他打给赵海。

“老师？”

“小海，上次你说的顾问工作，还有吗？”

“有！公司正在筹备新项目，正缺您这样的专家。我让人明天联系您。”

“不用顾问费，按活算钱。”

“老师……”

“按活算钱。”杜明章重复，“这是我的规矩。”

第二天，赵海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来一整套资料。杜明章戴上老花镜，从上午看到深夜。安全教育手册需要重新编写，案例要更新，法规要核对。他把自己埋在纸堆里，像四十年前准备公开课一样认真。

三天后，初稿完成。他过去，负责人秒回：“杜老师，太快了！质量还这么高！”

“缺钱。”他诚实地说。

对方沉默了一下：“赵总交代了，给您按最高标准结算。”

三天后，银行短信：“您尾号的账户转入人民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