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驶出春城市区时,天刚大亮。九十年代末的东北秋晨,空气中已有了明显的凉意。路旁的白杨树叶边缘开始泛黄,在晨风中簌簌作响。早市刚刚开张,炸油条的香味混杂着煤烟味飘来,穿棉袄的老人们提着菜篮子,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
秦建国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车子经过铁路道口时,栏杆正好放下,一列绿皮火车缓慢驶过,车厢窗口挤着一张张睡眼惺忪的脸。蒸汽机车的白烟在晨光中拉得很长,像一道渐渐消散的痕迹。
“后悔吗?”王锋忽然问,眼睛盯着前方路面。
秦建国沉默了几秒:“说不后悔是假的。但该做的事还是得做。”
“家里安排好了?”
“工作室交给大勇了,他是个踏实的孩子。存折和房本都交给念秋了。”秦建国顿了顿,“就是不知道这一走要多久,答应儿子的礼物还没买。”
“回来补上。”王锋说,“只要能回来。”
车子开上国道,度提了起来。九十年代的国道还是柏油路面,但养护得一般,坑洼不少。吉普车的减震不算好,颠簸感明显。秦建国调整了一下坐姿,把背包抱在怀里——里面有沈念秋给的护身符,贴着胸口放着。
“昆仑那边情况怎么样?”他问。
“观测站建了五年,是个半永久性的前哨。”王锋打开储物箱,拿出一沓资料递给秦建国,“在昆仑山北坡,海拔四千二,离最近的牧民定居点有六十公里。站长叫赵昆仑,是个老高原,在那待了八年。”
秦建国翻看资料。观测站的照片显示,那是一排灰色的平房,建在山坳里,屋顶有天线和太阳能板。周围是裸露的岩石和稀疏的高山草甸,远处能看到雪峰。
“站里常驻六个人:赵昆仑和两个研究员,三个勤务兵。主要任务是监测昆仑山地区的能量波动,记录气象和地质数据,顺便跟当地牧民搞好关系。”王锋说,“去年开始,他们报告说检测到异常的能量读数,频率和你从碎片中感知到的‘昆仑’特征有相似之处。沈钧认为,那里可能有一个灵脉节点,而且正在苏醒——或者被什么东西激活了。”
“真理之眼?”
“不确定。观测站最近三个月报告了三次异常读数,每次持续时间不长,但强度在增加。他们试着定位源头,大概在离观测站三十公里的一个山谷里。那里地形复杂,夏季有冰川融水形成的急流,现在入秋了,水流小了,但气温下降得快,随时可能下雪。”
秦建国看着资料上的地图。观测站的位置用红点标出,疑似能量源的位置用蓝圈标注。两地之间是等高线密集的区域,说明地形陡峭。
“我们要怎么过去?”
“车只能开到观测站。从观测站到目标山谷,得骑马或者徒步。”王锋说,“赵昆仑已经准备了马匹和装备。他说九月下旬是进山最后的机会,再晚就要封山了。”
秦建国算了下时间。现在应该是九月中旬,赶到昆仑山需要两三天,在观测站休整一两天,进山谷探查……时间确实很紧。
“我的身体能适应高原吗?”他问。虽然能量恢复得不错,但长期在平原生活,突然上到四千米以上,普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
“林医生给你准备了药物,还有便携氧气。”王锋说,“而且你现在的体质……不能完全按普通人算。能量循环对高原适应有帮助,但具体效果得到那儿才知道。”
车子开了三个多小时,中途在一个小镇加了油。加油站还是老式的手摇泵,加油员穿着油渍斑斑的工装,收钱时用沾满油污的手数着毛票。加油站旁边有个小吃摊,卖包子和小米粥,王锋买了几个包子当早餐。
秦建国没什么胃口,但强迫自己吃了一个。肉包子馅儿很咸,面皮黄,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味道。他慢慢嚼着,想起沈念秋包的包子,馅儿总是调得恰到好处,面皮白而松软。
“想家了?”王锋看他出神,问了一句。
“嗯。”秦建国没否认,“出来才半天,就想回去了。”
“正常。”王锋咬了口包子,“我当年刚入伍时也是,头一个月天天想家。后来习惯了,再后来……家反而成了偶尔回去的地方。”
“你家人呢?”
“父母在山东老家,身体还行。有个妹妹,嫁到县城了。”王锋简单地说,“一年回去一次,有时候任务紧,两年才回一趟。”
“没成家?”
“以前处过一个,吹了。”王锋笑了笑,笑容里有些无奈,“干我们这行的,今天不知道明天,哪个姑娘愿意等?后来想通了,等退休再说吧。”
两人沉默地吃完早饭。加油站厕所是旱厕,气味刺鼻。秦建国洗了把脸,冷水激得他一哆嗦。镜子里的人,眼角有了细纹,鬓角开始泛白,是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但那双眼睛深处,有暗金色的光芒隐隐流转——那是守印人的印记,已经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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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上路后,王锋打开收音机。调频里传来滋滋的电流声,旋了几圈,找到一个电台,正在播早间新闻。主持人用标准的普通话播报着国内新闻:国企改革进展、希望工程成果、某地粮食丰收……都是九十年代末典型的话题。
“对了,有件事得告诉你。”王锋关了收音机,声音严肃起来,“关于你工作室那个南方老板,陈德海。”
秦建国心里一紧:“他怎么了?”
“我们查了他的背景。”王锋说,“表面上是做外贸的,但实际上……他和东南亚的一些组织有联系。虽然不是真理之眼直接关联,但交易记录显示,他采购过一批特殊木材,货地是云南边境,收货方是一个注册在缅甸的公司,那家公司我们盯了很久,涉嫌走私文物和……特殊材料。”
“特殊材料?”
“带有能量残留的古物,或者从某些异常地点采集的矿物、植物样本。”王锋看了他一眼,“陈德海订你的家具,可能不只是看中你的手艺。他或许知道些什么。”
秦建国想起陈德海在工作室里的表现——那种对传统工艺的熟悉,对细节的挑剔,还有坚持要“北木”标记的要求。当时只觉得是商人精明的表现,现在想来,可能另有深意。
“那订单……”
“继续做。”王锋说,“我们已经安排人监控了。如果陈德海有问题,顺着这条线可能钓出更大的鱼。你徒弟那边不用担心,我们会确保他们的安全。”
秦建国点点头,但心里沉甸甸的。本以为工作室是远离纷争的净土,现在看来,阴影无处不在。
车子继续西行。地势逐渐升高,平原变成了丘陵,植被也从阔叶林过渡到针叶林。气温明显下降,秦建国把外套的拉链拉到头。
中午时分,他们抵达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王锋把车开进县委招待所——那是一栋四层的砖楼,院子里停着几辆吉普和一辆老上海轿车。门口挂着牌子:“为人民服务”。
“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换车进山。”王锋说,“招待所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安全。”
办入住时,前台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烫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卷,穿着红色的确良衬衫。她看了王锋的证件,什么也没问,递过来两把钥匙:“二楼,o和o,热水晚上七点到九点。”
房间很简朴:两张单人床,铺着白色床单;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墙上贴着山水画挂历,日期还停留在上个月;窗户是木框的,玻璃有些模糊。但收拾得干净,被褥有阳光的味道。
秦建国放下背包,走到窗前。窗外是县城的主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一楼都是店铺:百货商店、新华书店、邮局、理店。街上自行车很多,偶尔有摩托车驶过,突突地冒着黑烟。远处能看到工厂的烟囱,正冒着白烟。
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县城,就是这样一幅景象:既不达,也不落后,处在一种缓慢的变迁中。
有人敲门。秦建国开门,是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