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香港终于从八月的惊涛骇浪中探出头来。
台风过境后的维港,天空蓝得像被漂白剂洗过,连空气中那股混杂了海腥与铜锈的粘稠都消散了大半。
中环码头的天星小轮照常摆渡,船尾拖出的白色浪痕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愈合中的伤口上新生的皮肉。
万象银行顶楼的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
长条橡木桌旁只坐着四个人,四杯龙井茶,四份财务报表,四张神色复杂的脸。
李平安坐在主位,白衬衫的领口解开一颗扣子,袖口挽到小臂。
他面前那杯茶一口没动,几片龙井叶沉在杯底,像疲惫的士兵在战壕里睡着了。
周文彬坐在他右手边。五十一岁的人了,过去这一个月瘦了整整一圈,西装明显空荡了些,但腰板依然挺得笔直。
他的手指在计算器上反复按着同一个数字,像是想通过重复来确认这不是一场幻觉。
李耀宗坐在父亲对面。三十二岁的万象集团总经理,这场金融战役的前线指挥之一,此刻正用拇指摩挲着钢笔的笔帽——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从清华读书时就有了,改不掉。
陈江河坐在最靠窗的位置,阳光斜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
五十七岁,跟李平安打江山三十五年,从轧钢厂保卫科的办事员干到万象外贸的掌舵人,见过的大风大浪不少,但像过去这四十多天规模的战役,他也是头一遭遇见。
沉默持续了大约三分钟。
没有人开口。这间屋子里的人,在过去一个月里调动了八百亿美元,承受了一百亿的账面亏损,接下了价值数千亿港币的股票,打赢了人类金融史上最惨烈的一场保卫战。
可当硝烟散尽,坐在一起算账的时候,却现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还是周文彬先开了口。
“老板,”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把计算器推到桌子中央,“这次金融保卫战总投入,八百四十二亿美元。账面亏损,一百零三亿。”
他顿了顿。
“加上收购英资、私有化退市、增持蓝筹这几块的浮亏,总共……一百二十五亿。”
数字在寂静的空气里漂浮,像一块无形的铅板压在每个人心口。
一百二十五亿美元。
按当时的汇率,过一千亿港币。
够建五座青马大桥,够盖二十座香港会展中心,够给全香港六百万人口每人一万六千块。
就这么蒸了。
不,不是蒸。是在四十多天的厮杀中,一枪一弹地打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回了股票、换回了汇率稳定、换回了这座城市活下去的信心。
周文彬抬起头,看着李平安,眼眶微红。
“老板,这笔账……我负主要责任。”
李平安端起那杯凉透的茶,慢慢喝了一口。
苦涩在舌尖化开,然后是一丝若有若无的回甘。
他放下茶杯,看着这位跟了自己二十年的老部下。
“文彬,我问你一个问题。”他的声音很平静,“去年,咱们在香港开会决定调回这笔资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可能会亏?”
周文彬点头。
“知不知道可能会亏这么多?”
周文彬又点头。
“那如果时间倒流,回到去年十二月二十四号,你还会不会做同样的决定?”
周文彬没有犹豫:“会。”
李平安笑了。
那笑容里有欣慰,有骄傲,还有一丝周文彬从未见过的柔软。
“那不就结了。”李平安靠在椅背上,“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你打出去的每一子弹,不是为了杀敌,是为了保住身后的阵地。现在阵地守住了,你跟我算子弹钱?”
他环视三人。
“一百二十五亿美元,是不少。但咱们从日本、美国拿回来的,是一千三百多亿。扣掉这一百二十五,还剩一千一百多。”
他顿了顿。
“何况,这一百二十五亿,买回来的东西,远不止账面上那堆股票。”
李平安站起身,走到窗前。
阳光把他的背影镀成金色,花白的头像落了一层薄霜。
“文彬,你算算,这四十多天,咱们到底买回了什么。”
周文彬深吸一口气,翻开面前的笔记本。
这是他二十年来的职业习惯——任何重大决策之后,必须复盘,必须记录,必须把经验和教训都变成白纸黑字,钉在本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