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神仙。我是大夫。”
那夜,他独坐在隔离病区外的槐树下,整整坐了一宿。
陆明心远远陪着,不敢靠近。
黎明时分,她看见那个一向如山如岳的背影,在晨雾中,微微佝偻了。
承平三十年十月,黄村及周边疫区解封。例疫情爆至此,历时一百零三日,累计确诊鼠疫患者六百七十一例,死亡二百一十四例,病死率约三成二——大夏有疫以来最低纪录。
相比三十年前蓟州瘟疫十死七八,这几乎可称奇迹。
但陆沉知道,真正的战役,才刚刚开始。
鼠疫不会消失,它只是暂时退入山野鼠群,伺机卷土重来。天花、霍乱、痢疾、伤寒……每一场瘟疫,都是对城市卫生体系的极限压力测试。
而卫生体系最脆弱的一环,从来不是技术,不是制度,是亿万个体的生活习惯。
承平三十年十一月,顺天府联合医学院、医学所、太医院,启动“京师公共卫生宣教年”。
宣教手段五花八门:
——街头宣讲:百工院研制便携式“铁皮喊话筒”,由医学生志愿者每日在城门、集市、庙会宣讲“病从口入、鼠从秽生”之理。宣讲稿由陆明心执笔,用白话,忌文言,多打比方,少用术语。
——图册入户:印制《防疫三字经》配图本五十万册,以粗纸、木版印刷,成本压至每册三文。内文如:“老鼠屎,传瘟病;见死鼠,莫手拎;报保甲,埋深深;饭前便后水洗净……”每册末页留白,供各户记录灭鼠数、热史。
——新式公厕:顺天府在南城人口密集区试点修建“官厕”二十座,砖砌蹲位、陶管排污、定期洒石灰,免费使用。每座官厕由附近贫户老弱承包打扫,每月给银五钱。
——饮水煮沸:玉泉山水入户后,陆沉原以为百姓自然明白“生水须煮”之理,调查现仍有六成居民习惯直接饮用。防疫期间,顺天府印制“喝开水”标语万张,贴满官水站、茶摊、私塾门口;百工院研制廉价“水温计”,每支成本四十文,供茶摊检验沸水温度。
——洗手运动:医学院实验证明,普通流水洗手可去除手部三成致病菌,皂荚水可去除六成。陆沉命人在所有官水站、公厕旁砌置简易洗手池,配皂荚粉竹筒;顺天府文,要求所有饮食铺子须于门口设洗手盆,违者停业整顿。
习惯之顽固,乎想象。
南城一处官厕,启用三日,无人使用。调查现,居民并非嫌远、嫌脏,而是世代习惯“马桶倾入沟渠,自有粪夫收运”,对“当街如厕”有强烈羞耻感。
顺天府欲强推,陆沉制止。他命人在官厕外墙加砌一圈矮墙,遮挡路人视线;门口悬挂竹帘,内备草纸,门口设免费茶水;头月开放,每用一次,竹签一根,月底凭竹签兑换食盐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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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南城官厕日均使用逾三千人次。
又三个月,南城居民自请求顺天府“再修几座,这片的马桶没处倒了”。
习惯之变,不在口舌,在利益、在便利、在群体压力缓慢积累。
陆沉在宣教年总结会上说:
“一座城市的卫生水平,不取决于它有多少下水道、多少官厕、多少自来水,而取决于它最穷的那个街区、最固执的那个老头、最忙的那个小贩,愿不愿意为了看不见的病菌,改变三代人传下来的习惯。”
“下水道是骨头,制度是肌肉,习惯是血。骨头我们接了,肌肉在长,血……要一滴一滴换。”
承平三十一年三月,距例鼠疫爆已过九个月。
顺天府最后一次布“疫情榜”,白纸黑字,墨迹犹新:
“京师内外城,连续二十八日无新增鼠疫病例。顺天府奉旨,自明日起,撤除九门防疫检查站,恢复常态。”
榜文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百姓。有人读出声来,有人默默抹泪,有人放了一挂鞭炮——随即被保甲长劝止,说疫后百业待兴,不宜铺张。
南横街老里长的遗孀,已七十六岁的刘奶奶,拄着拐杖,让人搀着来看榜。她不识字,只是仰头望着那张大白纸,望了很久。
有人问她:“刘奶奶,您瞅啥呢?”
她瘪着没牙的嘴,慢慢说:
“瞅瞅……这纸有没有俺老头子名字。”
旁人笑:“里长爷早不在了,这榜是顺天府的,哪有他名?”
刘奶奶摇头,声音很轻:
“有。他说过,沟一通,民心大安。民心安了,瘟疫就不敢来。这不,真没来。这功劳,咋能没他名?”
无人再笑。
那日黄昏,有人在那张榜文空白处,用炭笔工工整整添了一行小字:
“并谢南横街故里长陈公讳德厚,戊子年率众疏沟,有功于疫。”
字迹稚拙,不像读书人手笔。
是谁写的,无人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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