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舟看着那些齿轮、那些年轻得近乎稚嫩的脸庞,忽然觉得,或许不是陆国师疯了。
是他老了。
真正让翁同舟震撼的,不是京城总署的机械奇观,而是调查票本身。
这张长一尺二、宽八寸的绵纸,上头密密麻麻列着二十余项栏目。翁同舟粗粗一数:户主姓名、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婚否、职业、是否识字、有无残疾、去年是否迁徙、迁自何处……
最让他意外的是最后两栏:
“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是□否”
“过去一年,家中是否有人患时疫、痢疾、天花、麻疹?□是□否”
他问方承志:“问这个何用?”
方承志正在调试一台运算器的归零机关,头也不抬:
“国师说,教育规划需知适龄女童实数,防疫规划需知疫病高区分布。以前各省报的,全是‘约略估计’,用不得。”
翁同舟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老家——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妹妹小他十二岁,幼时聪慧过人,过目成诵,父亲却说“女子读书无用”,六岁便让她裹脚学针线。如今妹妹四十余岁,儿孙满堂,偶尔写信来,字迹歪扭,那是趁弟媳不备、偷藏了几年的描红本练出来的。
若那时……也有这样的调查票,也有人问一句“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
他把这张票样折叠好,小心收入怀中。
承平三十一年八月初一子时。
北京城,正阳门箭楼,标准时辰沙漏最后一次翻转。
这一刻,大夏帝国一千二百余府州县的保甲长、塾师、太学生志愿者、军中识文算卒,同时叩响了千家万户的门扉。
苏州府吴江县,震泽镇。
六十岁的塾师陈砚秋带着两个十五六岁的学生,敲开贫户周四家的破木门。周四是个挑脚,不识字,见官差就腿软。陈砚秋温声说:“莫怕,不催科,不抓丁。就问你几口人,姓甚名谁,几岁。”
周四结结巴巴答了。大儿子去年跑船溺死,儿媳改嫁,留下个五岁孙子;二儿子在上海县城学木匠,八月十五才回来,今晚不在家;还有个三丫头,七岁,帮邻家浆洗衣裳贴补家用。
陈砚秋一一填入票中。填到“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时,他顿了笔。
“周家阿三,七岁,女,未入学。”
周四嗫嚅道:“先生,丫头片子,读啥书……”
陈砚秋没有答话。他填完票,让周四按了手印,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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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门口,他回头,对那个躲在灶台后、露出半张黑瘦小脸的女童说:
“丫头,你叫啥名?”
“……阿三。”
“阿三,下月镇上新式蒙学开课,不收束修,管一顿午饭。你爹要是不送你来,我天天上门来劝。”
女童愣愣望着他,没答话。
陈砚秋走出很远,身后忽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他回头,那女童赤着脚,追到巷口,仰脸问:
“先生,真……真不收钱?”
“不收。”
“那……那俺能学识字不?俺想给俺哥写信,他在上海……”
“能。”陈砚秋鼻子一酸,“还能学算学,学画画,学格物。都教。”
女童没再说话。她朝陈砚秋鞠了一躬——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礼节,生疏又郑重——转身赤脚跑回夜色中。
承平三十一年八月十三,广州府香山县。
太学生志愿者林文烈带着通译,乘渔船登上外伶仃岛。岛上三百余户,皆以捕鱼、采珠为业,从不纳粮当差,也从不被任何户籍登载。
岛民见官船来,起初惊恐,欲驾舟避走。林文烈命通译以闽南语高呼:“不征税!不抓丁!只问几口人,问完盐!”
盐是硬通货。岛民半信半疑泊岸,聚在妈祖庙前。
林文烈一口气问了三十二户,口干舌燥。他现这些岛民大多没有“姓氏”,只有“诨号”——“阿水伯”“蟹仔”“海生仔”。问他大名,挠头半天,说“就叫阿水”。
职业一栏,不能写“渔夫”,须细分为:近海捕捞、远海捕捞、采珠、制脯、修船、织网。
更棘手的是年龄。岛民不计生辰,只记得“某年大台风那年生的”“某年海匪劫岛那年生的”。林文烈只得随身带一册《近六十年东南沿海灾异年表》,一一对照推算。
至黄昏,登记一百八十七户。收工时,一位须皆白的老渔人颤巍巍走近,递给他一只晒干的大鲍。
“后生仔,俺活了七十八年,头一遭有人问俺叫啥名、几口人。”老渔人眼眶浊黄,却亮得惊人,“俺叫林阿九。俺爹说,阿九是俺在族里排第九,祖籍是福建漳州,逃倭乱渡海来的。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