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365章 交通网络以都城为中心构建全国道路规划体系（第3页）

“但朕可以每年拨四十万两，拨十年。”

“十年之后，你八十三，朕五十九。”

“那时候的路，比现在好走一些。”

钱谦益伏地，哽咽不能言。

承平三十三年九月初九，重阳。

靳辅奉命出京，沿京师大通桥、通州、天津、德州、济南，一路勘测至黄河岸边的寿张县张家庄渡口。

这是他任河道总督十五年间走过无数遍的路。

但这一次，他不是来看黄河。

他是来看路。

张家庄渡口是黄河下游最繁忙的渡口之一。对岸是东阿县，山东腹地通往京师的咽喉。每年从山东、河南、皖北运往京师的漕粮，有三成在此渡河。

靳辅站在渡口边，看着等待过河的牛车、骡车、独轮车排成三里长龙，从河岸一直蜿蜒到官道尽头。

他的随行书吏记录：

“九月初九，辰时初刻至申时末刻，渡船往来五十七航，渡车一百二十余辆，骡马三百余匹，行人无算。平均每车候渡时间：五至六时辰。”

靳辅问渡口的老人：“往年也这样堵吗？”

老人说：“往年更堵。今年铁路通了，京师来的货有一部分走火车去通州，这边车少些了。”

靳辅一愣。

他忽然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从“受益者”的角度看待那条他曾经质疑过的铁路。

他站在黄河岸边，望着那条蜿蜒如带的大河，又望着渡口边那三里的候渡长龙，沉默了很久。

当晚，他在驿馆写了一道很长的奏疏，不是呈送工部的公文，是写给方承志的私函。

这封信后来被收录在《靳文襄公奏议补遗》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承志兄足下：

弟今日在张家庄渡口，看车马候渡五六个时辰。有一贩枣老翁，从乐陵来，车陷泥中半日，求渡不得，蹲在道旁啃干饼。弟问其枣运往何处，曰京师。问何以不雇火车，曰不知火车何处上、何处下、费银几何。”

“弟忽然明白，铁路不是路。铁路是一根针，刺破旧日交通困局的口子。针已入，口已开，接下来要把这根针抽出来，换成线，缝成网。”

“线是什么？是官道，是水路，是驿站，是每个府州县门口那条能让贩枣老翁顺利把枣运到火车站的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弟从前治河，以为治河就是治河。今日方知，治河是治路的一节，铁路是治路的一线，驿站是治路的网眼。河、路、铁、驿，四者合，则天下之物可流；四者分，则虽有火车，贩枣老翁仍须在渡口蹲五六个时辰。”

“弟愿以余年，助兄织此网。”

这封信九月初十从寿张出，九月十五递至京师铁路局。

方承志读毕，没有回信。

他只是把这封信装裱起来，挂在自己工位的墙上。

那面墙，正对着公输英的镗床间。

承平三十三年十月，全国交通规划总署内部爆了一场持续半个月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焦点，不是修不修路——这个早在八月就已定调。

争论的焦点是：钱从哪里来？

户部的账摆在那里。每年可支配机动银两，扣除铁路专款、军费、官俸、河工、赈济，能匀给道路维修的不足十五万两。这个数字，连山西一省“亟待大修”路段的零头都不够。

周延儒提出一个方案：裁驿站，省经费。

此言一出，满座哗然。

驿站制度自周秦已有，汉曰“传舍”，唐曰“驿馆”，宋元曰“站赤”，明曰“水马驿”。大夏承明制，全国设驿一千四百余处，递铺九千余所，驿卒驿夫逾七万人。

这是帝国运输体系最古老的经络，也是保守派文官最珍视的“祖宗之法”。

周延儒不是不知道这些。

他把一叠账册摊在案上：

“承平三十二年，全国驿站岁支银六十七万两。其中，驿马草料银十九万两，驿夫工食银二十三万两，驿船修造银十一万两，驿舍修缮银八万两，其余杂支六万两。”

“而同年驿站收入——即各地衙门因私滥用驿传缴纳的罚款——只有四万两。”

“六十七万两，花在七万驿卒驿夫身上，只为了养一万四千匹驿马、四百艘驿船，让天下官员出差有车坐、升迁有船搭、给同年寄贺寿诗不用贴邮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