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路过周寡妇家门口,看见她男人站在院子里,两只手搓来搓去,像是有话说不出口。
周寡妇叫春兰,其实也不算寡妇,男人活着,只是常年在外头打工。村里人都这么叫惯了,她也应。她男人叫建国,在镇上砖厂搬砖,一个月回来一趟。这回不知道怎么了,大清早的,我拎着豆浆油条往厂里赶,就撞见他们两口子在院子里站着。
建国先开的口。他伸出手,想去握春兰的手。春兰那只手本来插在围裙兜里,被他拽出来,像根木头似的任他握着。
“媳妇,”建国说,“我要走了,你要想我啊。”
我差点笑出声。四十岁的人了,说这话也不害臊。春兰比我小两岁,但看着比我老相,大概是一个人操持家累的。她甩开建国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说:“知道了,知道了。”
建国还不走,又往前凑了凑:“我走之前……我想亲亲你。”
这下我真憋不住了,假装咳嗽两声,从他们门口快步走过去。余光里看见春兰往后退了一步,脸涨得通红,说:“都是老夫老妻的,有什么亲的?你赶快走吧,你去赚钱吧。”
我过了他们家拐角,放慢脚步,到底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建国背着个蛇皮袋子往村口走,一步三回头。春兰站在门槛里头,没动。
等我走到村口豆浆摊,建国正从那经过,低着头,步子迈得很大。卖豆浆的老陈头冲他喊:“建国,又出去挣钱啦?”建国点点头,没停。
我坐下来要了碗豆浆,两根油条。厂里八点上班,还早。
老陈头一边给我舀豆浆一边说:“建国这人,老实。就是娶了个厉害媳妇。”
我没接话。春兰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我跟她不熟。我在镇上纸箱厂当库管,每天跟数字打交道,下班就回我妈那儿吃饭,村里人认识的不多。
喝完豆浆,我往厂里走。路过春兰家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又看了一眼。
院门关着。
但那盆花,早上还摆在门口台阶上的那盆吊兰,不见了。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花盆嘛,可能是搬进去浇水了。
到厂里打完卡,我刚进库房,同事小刘就凑过来了。小刘是出纳,比我小五岁,整天八卦这个八卦那个。
“田姐,”她压低声音,“你知道不,周建国家的,那个……”
我手里拿着盘点表,头也没抬:“哪个?”
“春兰啊,”小刘说,“我表嫂跟她一个村嫁过来的,说她家那个花盆,有问题。”
我这才抬起头:“花盆?”
“嗯,”小刘神神秘秘的,“说那花盆底下,压着东西。建国每次出门,她都要搬出来。建国一回来,她又搬回去。”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早上那一幕——春兰站在门槛里,没送建国,但眼睛一直盯着……盯着什么?不是建国,是他脚边?是那盆花?
“压着什么?”我问。
小刘摇头:“不知道。我表嫂也说不上来,就是村里人传的。”
我没再问。库房里闷热,电扇吱呀吱呀转着,我对着盘点表了会儿呆。
中午去食堂吃饭,碰见我们主任老赵。老赵五十多了,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什么人都认识。他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问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做好没有。
我说快了。
他点点头,忽然说:“你今天早上,从周家门口过的?”
我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有人看见了,”老赵夹了一筷子土豆丝,“说你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这村里,真是干什么都有人盯着。
“没看什么,”我说,“就是路过。”
老赵笑笑,没再问。但他那笑,让我觉得他知道点什么。
下午下班,我特意绕了远路,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她家后墙有个小窗户,窗台上摆着那盆吊兰。窗帘拉着,看不清里头。
我站了一会儿,正要走,窗户突然开了。
春兰探出头来,吓了我一跳。
“你站这儿干嘛?”她看着我,眼神直愣愣的。
我有点慌:“没……路过。”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说:“进来坐坐?”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进去了。
她家收拾得干净,堂屋地上铺着塑料地板革,擦得亮。那盆吊兰就放在墙角,叶子绿油油的。
春兰给我倒了杯水,在我对面坐下。
“你是纸箱厂那个田会计吧?”她问。
“库管,”我说,“不是会计。”
她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今天早上,都看见了?”
我心里一跳:“看见什么?”
“他……”她顿了顿,“建国要走的时候,那个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划来划去。
“他每次走都这样,”她说,声音很轻,“每次都说那些话。说了二十年了。”